首页 »

有“五言冠冕”之称,曹植、陈子昂、李白都要“偷师学艺”的,是哪部中华文学经典

2019/9/16 22:24:34

有“五言冠冕”之称,曹植、陈子昂、李白都要“偷师学艺”的,是哪部中华文学经典

《古诗十九首》的名称,是萧统给的。

 

梁代昭明太子萧统(公元501—531)编《文选》,从许多无名而近于散佚的“古诗”中,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。从此,原来处于散漫状态的“古诗”,就因十九个兄弟合成一个团队,有了一个集体的名字──《古诗十九首》;《古诗十九首》又很快从萧统《文选》所编的诗歌中脱颖而出,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独立的单元,名称越叫越响,地位越来越高。

 

诗歌至汉代,开始告别四言和楚语骚体,汲取乐府诗的精粹,艰难缓慢地朝五言的方向迈进。由于汉代主流文学样式是汉大赋而不是诗。当时的风气,从汉武帝到文化人,只欣赏体式恢弘,气势开张,语言华丽,能与富足强盛的汉帝国相匹配的时空观和“劝百讽一”的汉大赋。汉代五言诗在汉大赋、汉乐府和四言诗的压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块,是一股默默的潜流,一方面要脱去四言和骚体的旧外衣,同时要摆脱先秦、战国以来儒家经典的纠缠;最终要成熟起来,重要起来,变成热点,变成钟嵘《诗品》中说的人人终朝点缀,昼夜吟咏的新形式,还要再等三百年。因此,处于旁流,才秀人微,只能随写随弃,或在三五友朋知己中间传唱吟咏;等三百年过去,虽然诗还在,但时代、作者、具体的篇名却湮没不彰了。

 

关于《古诗十九首》的作者和产生的时代,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篇说作者:“或称枚叔(枚乘);其《孤竹》一篇,则傅毅之词。”;说时代:“比类而推,两汉之作。”钟嵘《诗品》说作者和时代:“旧疑是建安中曹(曹植)、王(王粲)所制。”萧统没有说时代,对作者疑不能明,统称“古诗十九首”;徐陵《玉台新咏》以为作于两汉,有八首作者是枚乘的杂诗。李善注《文选》说:“盖不知作者,或云枚乘,疑不能明也。”今天研究者多以为是产生与东汉桓、灵之际无名氏作品的说法,亦有可以探讨的余地。

 

在内容上,《古诗十九首》写得最多的是游子和思妇的题材,在游子思妇题材中,呼喊直白而热烈的相思,反映剧烈动荡的社会,倾诉下层知识分子的失意、彷徨、痛苦、伤感;以及对人的生、死,生存价值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质疑。

 

在艺术上,《古诗十九首》以文温以丽、意悲而远的风格,被誉为“一字千金”和“五言冠冕”。这两种因素合在一起,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,这使《古诗十九首》自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以来,成为一种新经典,创造出新范式和新内容,其中比较重要的是:

 

抒发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,写出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;反映了世态炎凉和下层知识分子不遇的种种悲慨。表现了社会的动乱,战争的频仍,国势的衰微,文士游宦天涯,由此带来夫妻生离、兄弟死别、友朋契阔,产生相思乱离为基调的歌唱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人的觉醒,诗的觉醒,是整个建安时期“人的自觉”、“文的自觉”的前奏,是“文的自觉”的启始阶段。

 

表现了人的典型感情,且以浅语道出。在表达方法和效果上,“真”──袒露式的“真情”,白描式的“真景”,对久违的朋友推心置腹说的“真话”;记载的“真事”,性情中人说性情中语,是《十九首》的风格特征。所谓“情真、景真、事真、意真,澄至清,发至情”(陈绎曾《诗谱》)。

 

情真、景真、事真、意真,不仅指对场景、事实作客观、真切的描写,更是要求诗人精诚所至,真诚从内心流出。《十九首》中“何不策高足,先据要路津”、“昼短苦夜长,何不秉烛游”、“荡子行不归,空床难独守”,均是情真、意真的不隔之作。

 

不迫不露的含蓄蕴藉,不可句摘,亦不必句摘的大气浑成;从《诗经》发展而来重章叠句的复沓形式;善用叠字,如《青青河畔草》中的“青青”、“郁郁”、“盈盈”、“皎皎”、“娥娥”、“纤纤”, 被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誉为和《诗经·卫风》“河水洋洋”一样连用六叠字“亦极自然,下此即无人可继”;结构上自然转折与巧妙。

 

故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篇赞美说:“观其结体散文,直而不野,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实五言冠冕也。”钟嵘《诗品》把“古诗”放在“上品”第一,评论说:“其源出于《国风》,陆机所拟十二首,文温以丽,意悲而远。惊心动魄,可谓几乎一字千金!”

 

《古诗十九首》对后世五言诗影响十分巨大。胡应麟《诗薮》举曹植学《古诗十九首》为例说:“‘人生不满百,戚戚少欢娱’,即‘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’也;‘飞观百余尺,临牖御灵轩’,即‘两宫遥相望,双阙百余尺’也;‘借问叹者谁?云是荡子妻’,即‘昔为娼家女,今为荡子妇’也;‘愿为比翼鸟,施翮起高翔’,即‘思为双飞燕,衔泥巢君屋’也。子建诗学《十九首》,此类不一,而汉诗自然,魏诗造作,优劣俱见。” 宋荦《漫堂说诗》曰:“阮嗣宗《咏怀》、陈子昂《感遇》、李太白《古风》、韦苏州《拟古》,皆得《十九首》遗意。”

 

作为中国五言诗的伐山,《古诗十九首》上承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,下开建安、六朝,连接从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主轴,启迪建安诗歌新途,确立建安诗歌新的形式美学。从此,“居文词之要,是众作之有滋味者”,“指事造形,穷情写物,最为详切”的五言诗,就逐步取代“每苦文繁意少,故世罕习焉”的四言诗;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形式。

 

树立五言诗的新典范──这就是《古诗十九首》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。


作者为上海文史馆馆员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

主编:王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