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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写真 l 李敬泽的口才

2019/9/16 21:00:30

作家写真 l 李敬泽的口才

 

“快别害人了,叫孩子好好念书吧!”



李敬泽的职务,在我的印象里是“快闪”的。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的印象还不深,已是主编了,主编刚记住不久,又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、书记处的书记了。好在虚长十几岁,不太老也可以装个老,见了面就直筒筒地叫他敬泽,而敬泽也还答应。


第一次见敬泽,是那一年春天,在中国作家协会一次新会员的评议会上。我俩分在一组。我们是小说组,办法是每人分几个申请者的材料,先看材料再发言。敬泽 坐在我的对面,一坐下掏出一个短短的烟嘴,按上烟吸起来,一面随意地翻翻面前的材料。轮到发言了,看了材料的先说,其他人有意见也说,没意见就过。


那两年,时兴少年作家,且年龄越来越小。记得轮到某省的一个少年作家,高中学生,出了一本书,文字也不错,看材料的认为该通过,很有几个附和的。不料敬泽冷冷地说:


“快别害人了,叫孩子好好念书吧!”


就这么一句话,这个少年作家至少从名分上说,就被“扼杀”在摇篮里了。


轮到我了,我看的材料里有某省一位“美女作家”,出了三部长篇小说,还是作家出版社出的。我认为该通过。别人都没说什么,独有敬泽说,此人他知道,写的 那叫什么呀。我说,三本全是作家出版社出的,编辑是某某某,意思是,这是正式出版物,三本呐。敬泽绝不松口,说某某某嘛,他那儿全是自费出版的。就这样, 一个“美女作家”,至少这一次,活生生地被拒于作协门外了。


这小子敢说。这是我头一次见敬泽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。


转年秋天,中日韩三国作家在汉城举办文学研讨会。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一个十数人的代表团,跟这么多大腕在一起,铁凝的优雅、莫言的憨厚、雷抒雁的沉稳、苏童的机灵,都一一看在眼里,独独对敬泽估摸不透。


这次会上,几个明星作家都大出风头,除了大会发言外,还有专题讲座。敬泽似乎更特殊些,文学大刊的主编,又是评论家,几乎每次会上,都有他的发言。要么 是主讲,要么是评议。他也真行,平挺着个脸,一口京腔,不疾不缓,不枝不蔓。有理论的透辟,却没有理论的艰涩,有叙说的亲切,却没有叙说的冗繁。几分真 诚,几分调侃,拿捏得分毫不爽。


此行还知道,敬泽的老家是山西芮城,也只是老家而已,生在天津长在北京,实际跟山西没有多深的联系。我也无心攀这个老乡。这样的人见得多了,只要不以山西为耻,就可说心怀故土,桑梓情深了。



让我们在阅读中相互走近



真正对敬泽有所了解,是去年的台湾之行。文化部组织的代表团附设一个专家团,敬泽还是专家团的团长。


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是“文化论坛”,敬泽是大陆方面主要发言人之一。他的发言风格,在韩国已有领教,这次的两岸文化论坛,可就不同了。台湾方面,文化界知 名人士不少,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、历史博物馆馆长、美术院院长、文学馆馆长等。都用国语发言,不存在语言障碍,文化程度又都不低,你有个小幽默,全能 听出来,你有个小纰漏,说不说是一回事,不明白则是不会的。外表上欢欢喜喜,内里说“细心鉴赏”,则绝对不错。


敬泽的讲题是《大陆和台湾:互相阅读》。虽说早就写了讲稿,他是玩电脑的,电脑在面前搁着,偶然瞥上一眼,似看不看,加上语速不紧不慢,有时还故作思考状,更像是胸有成竹,信口开河。


“你要干什么?”劈面先问上这么一句。接下来说:“这样一句话,由我说出来和由在座的某位台湾朋友说出来,是一样的,也是不一样的;记录下来、落在纸上 是一样的,但是,在口语中,语调、重音,乃至说话时的表情是有差异的,这种差异可能使这句话,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意思和情绪有很大的不同。”


对这种语调、表情的不同,他认为乃历史对国家的赐予,不必惋惜且应当加倍珍爱:汉语的分途发展,如同两个兄弟各自带着母语去经历世界和人生,他们多年后坐 在一起,发现他们的口音和表达有相同也有不同,这种相同是珍贵的,使他们兄弟相认;这种不同也是珍贵的,正是这种不同表明,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拓展了母 语,使这母语变成一种更广阔、更丰富、更具弹性、更具表现力的语言。


最后两段甚是精彩,是这么说的:


“不久前,我和一位常住北京 的台湾出版人吃饭、喝酒,他让我见识了台湾人的酒量和豪爽,他说的一口‘国语’在他激动和亢奋时我几乎就听不清。但是,有一句话,他说了,我听清楚了,字 字入耳,他说:读书让人越读越近。他说得真是好,文学的一个根本功能,就是让我们相互走近。儒家说,推己及人,就是像看待自己一样想象别人。昆德拉又说: 文学让人理解他人的真理,就是说,要在别人的想象中看待自己。这两个方向的想象,都会使人走近、使人贴心,使人满怀信心地确认我们的共同之处,也使我们把 相互间可能的差异和对差异的理解,视作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变得丰富和美好的因素。所以在今天这个场合,我真正想说的只是:让我们互相阅读,让我们在阅读中相 互走近。”辩才无碍!我听了由衷地赞叹。


写这篇文章前,在电脑上浏览,见一位也还有名的作家说:一个文学人到了北京,有两件事不做会后悔的,一是吃顿烤鸭,再就是跟李敬泽聊天。我由不得想笑。这句话可以改编为歇后语:烤鸭与敬泽——两张煮不烂的嘴。


“小说,应该是个野孩子”



敬泽的秉性,是最近于文学批评的。这也是此番台湾之行,一路上我的一个小小的感触。一辆大巴,数百里飞驰;相邻而坐,兴致好的时候,谈天说地,落脚处总是文学。一次我问:


“老兄对当下的小说写作有何高见?”


“对小说能有高见?”敬泽淡然一笑。


“低见也成。”


“这么说吧,太规矩,不像小说。”又一笑,“你看过莫言早年写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吗?看过?我总是期待着一种小说——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,但总归它不 该是现在我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。小说,应该是个野孩子——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、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,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,是吸溜着鼻 涕,有小兽一样的眼睛,上房揭瓦爬树掏鸟,恶作剧的、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,身上有一种‘摩罗诗力’,通灵,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、光影闪烁难以言表 的意义。莫言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就是我期待的那种野孩子。”


记得还有一次,他说那些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,实则是对文学的一种强暴。这话真是够狠的。


从他的眼神上,能看出一种睥睨群雄的冷漠。是北大的出身,还是国刊的依凭,起初或许会作如是之想,久了就会感到,这是一种秉性的使然。这样的秉性,是最 适宜于文学批评的。中国并不缺少批评家,缺少的是勇毅与决断,敢为人先,敢言人不。毛病谁都能看得出来,全在你敢说不敢说,说到什么份上。他的这种睥睨的 眼光,让他看出许多常人难以觉察的文坛弊端,也让他看出许多作家顾自欣喜的写作险境。纵有这样的本事,在他的文章里,却很少作酣畅的表述,多是一言半语, 斩钉截铁。谁能理解得了,谁会去理解,他是不管的。


“高明者多独断之学,沉潜者尚考索之功。”这是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里说的。文史不分家,敬泽该是这一流的批评家吧。


中国批评界的通病是,眼光高的缺少批评的热情,有热情的又缺少眼光。


敬泽问,那你呢?我说,我是有热情而没有眼光,只能是抡板砖,砸住谁算谁,有的砸在别的人的脸上,有的砸在自己的脚上。敬泽和杨克都笑了。


写到这里,忽然想起敝省的一位编辑朋友,大概在什么地方见过敬泽,跟我说起甚是兴奋。我问感觉如何,说是李老师这个人,就是有见解,给了他很多指点,也 挺随和的。我笑问,挺随和的?朋友大概听出了我的意思,说,韩老师你跟李老师接触不多,接触多了你就知道,还是挺随和的。我没说什么,心想,年轻人真可爱。